步入2025年春季，中美经贸关系已滑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自2018年贸易争端爆发以来𓀋🌍，冲突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关税互征，逐步蔓延至科技、金融☁️👌🏿、投资乃至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截至4月，美国已对中国输美商品普遍加征高达145%的关税（最高品类累加至245%），而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商品征收125%的报复性关税🫶🏿。如此关税水平，已远超传统贸易摩擦的范畴☸️，标志着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一种高度战略对抗的新阶段。

在此严峻背景下，理解哪一方更能掌控冲突的升级节奏与烈度，即所谓“升级主导权”（Escalation Dominance）🧽，成为研判未来走向、制定应对策略的关键🤧。这一概念虽源于军事战略领域，但其核心逻辑——评估在冲突升级时哪一方拥有相对优势并能迫使对方退让——对于分析当前的经贸“战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将“升级主导权”这一源自军事战略的分析工具应用于剖析中美贸易战，本身就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日益将经济手段视为在更广泛的战略竞争中进行胁迫的工具🚴🏽‍♂️，而非仅仅是经济调整的手段💻。这种视角的变化，在双方采取极端关税和精准的非关税措施（如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表明经济政策已被深度嵌入到地缘政治对抗的逻辑之中🏊🏼‍♀️。

“升级主导权”原是冷战时期战略学家赫尔曼·卡恩与托马斯·谢林为解释核威慑而提出的关键概念，意指冲突一方在升级阶梯的更高层级拥有被对手公认且难以匹敌的优势，因此能在“是否、何时以及升级到何种烈度”上主导对局。具备升级主导权的一方不仅能迫使对手在升级前踌躇，更可凭借可信的升级威胁来实现胁迫、威慑或谈判目的🚜。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其研究中将“升级主导权”定义为：在冲突中🧑‍🔬，一方被认为在更高的冲突烈度上拥有优势🪔，从而使得对手强烈倾向于避免采取更具升级性的行动🫵🏼。核心在于💩👱🏻，一方相信（无论是否完全准确）如果冲突加剧，自己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对手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升级行动上面临强大的抑制力。这种优势可能体现在军事力量、技术能力或战略地位等多个方面🏭，其关键作用在于威慑对手，使其不敢轻易“加码”，从而可能为优势方通过胁迫手段实现目标创造条件。

“升级主导权”最早起源于冷战的核战略学说

来源：War on the Rocks

将这一军事概念应用于经济冲突领域，需要进行审慎的调整👩🏻‍🦽。经济领域的“升级门槛”可能不像军事领域那样清晰（例如🕣，关税税率的提高与特定武器的使用相比，其“门槛”意义更具模糊性）。经济冲突中的“战争迷雾”可能体现为复杂的市场反应、难以预测的供应链中断以及数据的不透明或解读分歧👩🏻‍💼。经济领域的升级主导权🛵，可以理解为一国是否有能力采取一系列经济强制措施，这些措施对对手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混乱程度，显著大于自身所承受的成本或反作用力，而对手却缺乏对等的反制手段来扭转这种不对称的代价。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关税平均税率的变化示意图（截止4月11日）

来源：PIIE

将此概念应用于中美经贸冲突，需要超越传统的贸易平衡或GDP影响分析🏭，转向评估双方在经济对抗升级过程中的相对承受力🧝🏿‍♀️🌉、反制能力和战略韧性。考虑到当前冲突的特点，可初步构建以下四个分析指标来衡量经贸领域的“升级主导权”：

一是替代性多寡: 衡量一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寻找和利用受对方措施影响的商品🫷🏽、服务、技术或市场的替代来源🥵，以及其自身产品/市场被对方替代的难易程度。这直接关系到承受打击和维持经济运行的能力。例如，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找到中国制造的消费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关键工业品（如电池、变压器）的替代供应🙅‍♀️👰🏻，以及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承受美国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或特定农产品方面的断供或市场损失™️。

二是是否可以打击对手痛点: 评估一方是否有能力精准打击对手经济、产业或政治上的关键薄弱环节，造成不成比例的巨大痛苦，从而影响其决策。这体现了主动塑造对手行为的能力。例如，中国针对美国农业州精准加征农产品关税🪰，或对特定关键矿物实施出口管制，直接影响美国国防和高科技产业；相应地，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或威胁将中概股摘牌😧，打击中国的技术雄心和金融稳定。

三是金融外溢效应: 考察一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以及其利用金融工具影响对方或承受冲突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如股市波动😄、资本流动变化、汇率波动🫕、主权债务压力）的能力➝。这关系到冲突的系统性风险及其传导。例如，贸易战升级对美国股市和债市造成的冲击 🛁，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是否构成有效杠杆，美元地位的惯性与波动对双方的影响，以及潜在的金融脱钩风险🧙🏼‍♀️。

四是政治韧性: 衡量一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承受经济代价🤷🏼‍♂️🌍、维持政策连贯性并抵御国内外压力的能力🚴‍♀️。这决定了国家在长期对抗中的持久力🛀🏿。例如，中国政府的集中调控能力和官方宣传中强调的“吃苦”精神🧙🏿，与美国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选举周期压力、利益集团游说以及地方选区经济利益诉求形成对比。

需要承认，在多元化的政策辩论中界定一个统一的“主流共识”是困难的♦︎，但可以通过观察主要机构和权威人士观点的演变趋势来把握大致方向。一个显著的观察是🤽🏽🥭，相较于贸易战初期（约 2018-2019 年），当时认为美国凭借其巨大的贸易逆差地位而拥有明显优势的观点较为流行，到 2025 年🙎🏽‍♀️，相关的讨论变得远为复杂和多维🍠。极端关税升级本身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运用非关税反制工具——特别是出口管制、“不可靠实体清单” 、反垄断调查等——迫使各方重新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

这种政策讨论趋势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源于冲突升级过程本身揭示了双方此前未被充分认识的脆弱点和反制杠杆。最初，美方策略似乎更侧重于利用关税和贸易逆差施压👩‍🎨。然而，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尤其是其在关键矿产等领域采取的不对称反制措施🚣🏽‍♂️，暴露了美国在特定供应链环节的依赖性。反过来，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持续加压，也凸显了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瓶颈。同时𓀎，金融市场的剧烈反应则显示出美国经济对不稳定性的敏感。这种跨领域、螺旋式上升的对抗，使得分析人士认识到🥺，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脆弱性远比最初基于贸易流的判断更为复杂和深刻。冲突的升级过程，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动态发现和暴露双方战略弱点的过程，进而推动了主流认知的深化和复杂化。

在关于中美经贸冲突升级主导权的辩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流派认为，中国在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内拥有相对优势🧑‍🦱，或者说正在获得这种优势。该阵营的核心论点通常围绕中国的经济韧性、有效的反制手段以及美国对其自身脆弱性或中国战略决心的误判。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主席亚当·波森（Adam Posen）

来源：PIIE

其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亚当·波森（Adam Posen）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逻辑基础在于，美国经济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特别是关键中间品和难以替代的消费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经济对向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波森认为，如果贸易战升级，美国若无法从中国进口某些关键产品🚵‍♂️，如药品原料、特定工业部件甚至国防工业所需零件，将面临生产中断👷🏻‍♂️、消费品短缺👳🏼、物价飙升（通货膨胀）乃至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

这些商品要么难以找到替代来源👤，要么在美国本土或其他地方重建生产线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失去美国市场，虽然会损失出口收入和利润，但可以通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如东南亚、欧盟）或通过刺激国内信贷和需求来部分消化影响。因此，中国承受的主要是经济层面的损失，而美国则可能面临生产和消费层面的系统性冲击🔆。

波森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声称中国具有“升级主导权”

来源👨🏽‍🍼：Foreign Affairs

波森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在贸易战中🎢😗，拥有贸易顺差的一方（中国）比拥有贸易逆差的一方（美国）更具优势。波森的“升级主导权”论断，其核心在于替代性的速度和规模。尽管美国长期来看可以通过投资和政策引导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在短期至中期内，其经济对关键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性使其在快速升级的关税冲突中处于不利地位。这赋予了中国一定的短期杠杆👊🏽。当面临关税战迅速升级时🥯，美国经济可能立即感受到通胀加剧和部分商品短缺的压力。而中国虽然损失出口收入，但其生产体系和国内消费所受的短期冲击相对较小，且政府可能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在短期内吸收或缓解这些经济损失👩🏼‍🍳。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不对称性🐊，构成了波森认为中国拥有短期升级主导权的关键依据。

更进一步看👰🏼，中国的经济杠杆并不仅限于关税报复。其在关键原材料（如稀土、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日益娴熟地运用出口管制等非关税壁垒，构成了独特的升级压力。中国控制着全球大部分稀土和多种关键矿产的加工提炼环节🥽，这些是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国防工业所必需的。中国已多次展示其意愿，将这些上游产品的出口管制作为对美国政策（如芯片管制🧑🏽‍🌾🈸、关税）的回应👨‍🍼。美国虽然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但在这些基础原材料领域却处于净进口地位，缺乏对等的反制手段🧞‍♀️。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上游施加压力，这是与关税战不同的施压途径，且美国更难直接🌎、对称地回应。

在金融领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分析师在评估双方承受力时指出🧑🏿‍💻，相对于美国，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占 GDP 比重较小（约 60% vs 美国约 140%），且拥有资本账户管制，这降低了资本外逃风险，并保留了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应对冲击的能力，而美国的债务问题则更为严峻。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专家则注意到中国官方和民间展现出的“吃苦”意愿，以及将贸易战视为与美国进行生存竞争的一部分。分析指出，中国为此进行了长期准备，包括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2024 年对美出口占总额比例已从 2018 年的 19.2% 降至 14.7%），并减少对美国大豆等关键商品的依赖。同时，中国不断完善其经济报复工具箱，如出口管制、不可靠实体清单、反外国制裁法等🧎。

综合来看⛅️，“中国占优”论主要建立在以下几方面证据和推理之上：

一是供应链的中心地位与低替代性：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消费品和部分关键工业品（如稀土🫨、电池♠︎😍、光伏组件👨‍🍳、变压器）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使得美国在短期至中期内难以找到大规模、低成本的替代供应。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时不得不对某些科技产品（如智能手机、个人电脑）给予豁免，这本身就间接承认了这种依赖性。

二是有效的非对称反制（精准打击痛点）： 中国不仅进行对等的关税报复，更有效地运用了非对称手段🤘🏼。在稀土领域的措施精准打击了依赖这些关键原材料的美国国防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显示出中国有能力给美国制造显著的🥰🐙、难以快速弥补的痛感。同时，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敏感地带。

三是相对稳健的经济与政治韧性：论者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导经济模式👨🏻‍🦼‍➡️、充足的财政政策空间、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以及更强的政治动员和承受社会压力的能力🎥🌵，使其在抵御外部冲击时可能比美国更具韧性👷🏿。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更易受到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且政府决策更易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如选举、游说）的掣肘。

与“中国占优”论相对，一些学者认为，在经贸冲突持续升级的当下，“升级主导权”依然牢握在华盛顿手中，原因是美国在关键技术、全球盟友网络与国际金融三条轴线上同时占优，并能将出口管制🏩、关税同盟和资本审查等硬性工具组合运用。 哈德逊研究所近期报告以人工智能和高阶芯片为例指出，中国之所以在前沿算法训练上取得突破，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现行出口管制体系的漏洞；因此报告主张进一步扩大对EDA 软件、GPU 及云算力的“零豁免”清单👩‍🦯‍➡️，从源头截断中国的技术获取渠道⚄♊️，同时依托欧洲♡、日韩及台积电等生产节点构筑多边“技术围栏”。 

在如何把盟友红利转化为结构性优势方面，印太战略的设计者坎贝尔与拜登政府中国政策官员杜如松在 《外交事务》 提出“新巴统”路线，主张把美欧日澳韩等经济体在关税®️、原产地追溯与出口许可上形成同步规则，用“技术禁运＋协同关税”双轮驱动来阻断中国的第三国绕道及过剩产能倾销。 他们强调🐈‍⬛📏，单边禁运易被供应链缝隙削弱，唯有把盟友市场与产能绑定为共享“防护墙”，才能把美国的技术先发与美元主导权固化为真正的系统性优势。G7 2024 年财长公报虽首次呼吁“协调非市场做法关税工具”，却又强调“去风险而非脱钩”🕵️‍♀️，凸显欧洲对负担成本的谨慎🧘🏼，这也意味着美国仍需付出市场准入与技术分享的“胡萝卜”才能让同盟真正并肩🤟🌕。

前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中国政策官员杜如松在《外交事务》上刊文，呼吁通过“联盟的规模”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

来源：Foreign Affairs

美国企业研究所从宏观韧性角度支持上述策略🥐。研究员拉赫曼（Desmond Lachman）聚焦中国房地产与信贷泡沫连锁风险🧙🏻‍♂️，认为内需疲软与通缩压力将削弱北京承受高关税的能力🎿；学者希瑟斯（Derek Scissors）则指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并非刚性⏩，随着友岸外包与国产替代推进，这种依赖会在时间推移中递减，从而提升华盛顿的谈判筹码。在他们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天然拥有调整供应链定价权，且其国内高科技与资本市场可以在吸引盟友投资的同时，对不遵守管制的中资企业施加退市或融资壁垒。 

金融层面🧑🏻‍🦳，美元清算体系依旧是美国手中最具威慑力的长臂工具🔳：自 2024 年美国财政部发布《对华出境投资审查规则》以来🎴，涉及量子、AI 和先进半导体的美资流向被列入“事前禁投”清单，并对盟友施加同步标准鼓励，导致过去一年对华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大幅缩水。 这一趋势加剧了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度缓慢的担忧🏕，也进一步扩展了华盛顿在金融制裁与资本断流上的操作空间。

不过🙆🏿‍♂️，这一立场亦面临两大张力：其一🏣，联盟内部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大规模供应链转移与高额补贴可能激化欧洲与亚洲伙伴的国内政治阻力；其二🧑🏿‍🍳，过度依赖关税与管制或推高美国自身通胀并引发产业链断点，这一点连 AEI 与哈德逊的研究亦予以承认。因此，“美国占优”要真正落地🙆🏼‍♂️，既需通过技术卡脖子、金融武器化与关税同盟形成合力，也必须在同盟激励与国内成本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窗口🌋🏠，否则其升级主导权可能因内外环境反噬而被削弱。

除了“中国占优”和“美国占优”这两种相对明确的立场外，越来越多的分析倾向于认为🙍🏼，中美经贸冲突的现实更为复杂🪱，双方并非简单地处于一方主导另一方的关系🚡🧧，而是陷入了一种“相互脆弱”（Mutual Vulnerability）的状态⚆。在这种观点看来，所谓的“优势”是高度情境化（Context-Dependent）的🐏👉🏽，取决于具体的经济领域♝、使用的政策工具以及考察的时间维度。任何一方试图强行升级冲突都将面临巨大风险和高昂代价，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形成一种类似核威慑中“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经济版——“相互确保破坏”（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分析尤为强调中美在经济安全工具（特别是出口管制）运用上的“共生”关系，即一方的行动往往引发另一方的反应🏈，从而暴露出双方相互交织的依赖性。他们指出了双方的不对称脆弱点🧟‍♀️：美国在稀土、变压器等领域依赖中国，而中国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方面受制于美国。

CSIS 警告，这种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可能严重扰乱全球市场。他们认为冲突给双方都带来了经济痛苦🔈，尽管短期内中国可能因其体制特点而有更强的承受力 ♎️🧚🏻。如果两国继续以升级为首选而缺乏下坡路设计🫳🏼💻，则外部性将呈几何级扩散，迫使政策制定者出于国内政治与全球责任双重考量而“悬崖勒马”☝🏻。

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刘宗媛（Zoe Liu）则提醒👰，美国的金融武器与制度优势尚未失效🟧🕵🏿，但若动用过度便会削弱威慑信用；她指出🚇，中国已把“防御—进攻”一体化嵌入产业与金融安全战略，能在必要时迅速反制♚；她强调🎐，双方对全球产业链与市场准入都有高度依赖🧞‍♂️，任何单边升级都将立即反噬本国经济；她还提示🫱🏽，哪一方能承压更久，取决于各自国内政治回旋余地与社会对经济痛感的容忍度🙍🏽‍♀️，而非单一关税数字🏕。

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刘宗媛在国会作证

来源🫨：CFR

在 2024 年提交国会听证的长篇证词里，刘宗媛详细阐述了北京的“双轨”策略🦹‍♀️：一方面加快原材料与高端零部件储备、推动数字人民币和本币结算以“免疫”美元体系制裁🦠；另一方面保留稀土、关键电池材料等供应链卡点作为反制工具👳🏼‍♀️。她提醒，美方若在供应链尚未分散完成之前发动极端经济战，“成本将以指数级方式向自身企业和消费者回流”🤦🏿‍♀️↗️。这种“以退为守🤷‍♀️、以稀为攻”的设计🐣，使中方在特定原材料与制造节点具备快速升级能力🏄🏻‍♂️。

尽管如此🤚，刘宗媛并未低估美国的结构性优势。在2025年4月的CFR媒体吹风会上，她提醒听众🤑👳🏽‍♀️：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在深度与流动性上替代美元资产，美方仍握有“最后通牒式”的金融制裁与结算网络影响力，但这种威慑必须“使用克制”才能保持可信度🤳。若过度冻结官方资产或无限上调关税⚱️😽，国际投资者将对美元安全性与美国政策连贯性产生疑虑👮🏻，从而侵蚀华盛顿的长期主导权👨‍🔬。换言之，美方的升级杠杆在金融层面更具纵深，但“信用赤字”会迅速折损这一优势。

“相互脆弱”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观察和分析：一是领域特定：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分布在不同领域。美国可能在金融体系和尖端科技研发方面占据上风，而中国则在关键矿产的冶炼加工和庞大的制造业产能方面拥有显著优势🪸🌂。任何一方都难以在所有领域实现全面压制🧍‍♂️，因此一方所认知持有的“升级主导权”更有可能是局部的和具有偏差的。

二是时间窗口差异：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显现存在时间差👉🏻。美国的技术管制可能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构成威胁，但中国的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则能给美国带来立竿见影的供应冲击和成本压力。这意味着一方可能在长期或战略意义上具有“升级主导权”🟫，而一方则在短期博弈中具有短暂的“升级主导权”♿。

三是相互确保破坏的逻辑：极端的关税措施和精准的非关税壁垒对双方经济运行都造成了严重干扰👨‍🍳🐒。由此产生的高昂代价——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中断——对进一步升级行动构成了潜在的威慑。这种局面类似于核战略中的“相互确保摧毁”，在经济领域体现为“相互确保破坏”：任何一方试图彻底击垮对方👷🏿‍♀️，都可能引发自身难以承受的反噬。也就是说☄️，贸易战跟核战争一样🐡，最后的结果注定是同归于尽，因而也就构成了对双方进一步加码的最核心制约。

综合上述三大阵营的观点与证据👈🏼🍵，可以判断💆🏻‍♀️，关于中美经贸冲突升级主导权的归属，并不存在一个简单🤷🏽‍♂️、静态的答案🐦‍⬛。没有任何一个阵营的论述能够完全解释当前复杂而动态的现实。真实的图景是，中美双方在一个持续演变的竞争格局中相互博弈👩🏻，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不同领域、不同时间点以及因应对方的具体行动而发生变化🙎🏼‍♂️。与其说是一方拥有绝对的“升级主导权”，不如说双方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之中👶🏿，其中充满了不对称的脆弱性和潜在的误判风险🙋🏿‍♂️。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这种动态平衡，可以从几个关键领域进行具体评估：在高科技与金融领域🗾，短期至中期内🍙，美国可能凭借其在核心技术（如高端半导体设计与制造设备💆‍♀️、基础 AI 算法）上的领先地位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主导地位、资本市场准入🥄、投资审查机制）的控制力，保持一定的优势。美国能够通过技术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措施给中国制造显著障碍🧨。然而，这种优势并非绝对和持久👏🏿。中国正倾力投入以求突破技术瓶颈😔，并且在某些关键技术应用（如5G🏌🏿‍♂️、部分AI领域）和特定上游环节（如关键矿产供应）拥有反制筹码。

在原材料与中低端制造领域，中国的优势相对更为明显。其在全球关键矿产（特别是稀土）加工冶炼环节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完善的配套体系❤️‍🔥，赋予了其强大的供应能力和潜在的断供威胁。美国推动的“回流”或“友岸外包”面临着成本高昂、时间漫长、配套不足等多重挑战 🥧。中国的出口管制已成为其在该领域进行反制的有力武器🦸🏿‍♂️😼。

在金融领域，由于金融外溢的风险传导🌔，美国的脆弱性正在显现。尽管美国能够将金融武器化，但其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也使其自身极易受到贸易战引发的市场恐慌🧛🏻、资本流动逆转😤、美债收益率异常波动或美元指数剧烈震荡的冲击。这些金融层面的不稳定可能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并引发政治压力🪛。相对而言，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和国家对金融体系的较强控制力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尽管其自身也面临房地产债务等内部金融风险。

当前对中美经贸冲突升级主导权的评估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一主导权归属可能要取决于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供应链重塑的速度与实际效果：企业将复杂供应链迁出中国的实际速度有多快？面临哪些关键瓶颈（成本、技术、劳动力🔢、基础设施）👅？“中国+N”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降低对华依赖？ 目前的数据显示出转移趋势🗼，但新供应链的韧性和效率仍是未知数。二是“脱钩”的真实成本估算：如果中美经济进一步走向深度“脱钩”👆🏿，对两国各自以及全球经济的长期、全面成本究竟有多大？三是技术发展轨迹的非线性👩🏼‍🚀：中国能否在美国的技术封锁下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突破？美国的技术创新领先地位能否持续？

总而言之，在这场围绕“升级主导权”的辩论中🏌🏿‍♂️🪓，美国战略界与学术界所展示的不同视角本身即反映出中美经贸关系的高度复杂性与交织性。无论是“中国占优”阵营强调的供应链关键节点优势与政治韧性🔫，还是“美国占优”论聚焦的技术壁垒♾、盟友协同与金融手段🎑，抑或是“相互脆弱”派对领域特异性、时间窗口与相互确保破坏的担忧🟤，都无一例外地提醒我们：当前中美经贸对抗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政策的单一维度，而成为更广泛、更复杂战略竞争的一部分🗯。

归根结底，“升级主导权”的真实内涵👋🏿，并非简单地依靠单一工具或领域优势就能确定🫂。它体现的是双方在全球化深度融合背景下，一种动态平衡的竞争逻辑。中美在不同时间和领域的优势可能交替出现👩🏻‍🦱，任何一方过度自信或错误估计自身实力👮🏼‍♀️，都可能造成战略误判，从而引发难以预料的经济甚至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清晰认识到这一点比单纯追逐阶段性“胜利”更为重要。展望未来，在关税战持续发酵、非关税手段日益强化的情势下，中美贸易关系的关键不在于确定“谁将占据绝对优势”🧜🏿‍♀️，而在于如何在激烈竞争的同时避免失控的升级循环。正如战略理论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言：“真正的战略优势，往往在于掌控冲突升级的节奏，而非冲突本身的规模或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