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滩的历史由来和文化特征

李天纲

“北外滩”这个名词是新的🐌，大概在2000年前后才出现，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年。记得是南市区政府提出“南外滩”概念，意在招商引资，改造十六铺码头地段⏯。相应地🧑‍🏭，虹口区也有了“北外滩”的说法👝，也是想延伸“外滩”概念🧑🏻‍✈️🥖，引人注目，突破市政建设的困局。稍后杨浦区也搭上来搞了一个“东外滩”方案，不过现在应该是被“杨浦滨江”的说法覆盖了。按我的理解，现在说的“北外滩”，大概是包括了大连路以西，吴淞路以东🧔🏻‍♂️，杨树浦路、长阳路一带的沿江区域。这块区域，历史上属于虹口👨🏽‍🎨、提篮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确实是上海开埠后现代市政最早发育的老市区💑，次于南市、黄浦🚣🏿，但比静安寺、卢家湾等离岸（off shore）区域早很多✍🏻。

2003 年👨🏼，新黄浦集团为“外滩半岛”项目召开论证会🖍，专家有杨嘉祐、罗小未、郑时龄等，我也被邀请参加了👩🏻‍🦽‍➡️。当时确实是我先提出来，“外滩半岛”名称不好听，因为“半岛”一词没有来历🤘🏿，大家不知道新黄浦集团是想以此名称来吸引香港半岛酒店投资🈯️。我贸然说，现在大家南外滩、北外滩地抢“外滩”，不如把这块外滩起源的地方命名为“元外滩”，还说了一番外滩起源于此的理由🧑🏿‍🦱。集团的一位副总说🧑‍🧑‍🧒‍🧒🍈，那我们用“外滩源”好不好👩🏼‍🎓？大家都说好，于是就定了。提这段往事，一方面是想澄清一下“外滩源”得名传说中的不同说法👯‍♂️，另一方面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叫北外滩”。大家知道，“外滩”（Bund）是一块金字招牌🔺，都想分享🐿。不但上海人抢注“外滩”，广州也有把珠江沿岸老洋场称为“广州外滩”🧑‍🧑‍🧒‍🧒，宁波近年来则改造了相当于北外滩地段的“老外滩”。汉口江堤改造，开始用“外滩”，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不要事事都跟上海，要有自信，才改作了“江滩”。“外滩”，在19世纪是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前沿地带🦣，在21世纪初则成为一个“再全球化”的符号🫷🏻🧘🏽‍♀️，形如一条古老大陆的岸线👁‍🗨🧑🏿‍🔧，一字般地敞开胸怀🚴🏻，面向大江、大海🤨、大洋，与世界其他文明相连接。

“北外滩”地区，历史上是上海美租界沿江地带的一部分。虹口地区自1848年划给美国侨民居住，后来成为美租界，到1899年合并到公共租界👩🏽‍🚒🍅。美租界占据狭长的沿江岸线，面积广大，商业繁荣虽不及“外滩”英租界，但“北外滩”地区的港口、居住、产业🍠、商业、娱乐业曾经远远地领先于“南外滩”的法租界🤾🏽‍♂️，是上海最早发达的区域🚮。美租界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生活路线，沿着吴淞路🌭、乍浦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路往北，发展商业🧑🏻‍🦼‍➡️，北苏州路🏃‍♀️👟、天潼路🐦‍🔥、武昌路、塘沽路、昆山路🧔、海宁路、武进路都是它们的横马路🧭，逐步向江湾镇方向逼近。另一条是生产路线🤎，沿着滨江地带向东开拓🤽🏿‍♀️。早期的码头、仓库、货栈👨🏿‍🔧、工厂等产业都在这里发展。这里的马路都和黄浦江平行，早期开发的有扬子江路、黄浦路、大名路（接东大名路）、长治路（接东长治路）、汉阳路（接东汉阳路）、余杭路（接东余杭路），后来往提篮桥、杨树浦方向延伸，杨树浦路🏊🏽‍♂️、平凉路🤳🏽、长阳路依次就成为这一区域内的主要马路♠︎🥰。

▲ 外白渡桥北堍的黄浦路旧景♒️，左上角为礼查饭店（虹口区档案馆 馆藏）

虹口、提篮桥、杨树浦如毛细血管状分布的马路，每条都有150年以上的历史。千万不要小看“北外滩”这一块区域的文化价值，要知道虹口是与黄浦一起从江岸开始发展的🚸，“以港兴市”，它的市面兴起比静安寺、卢家湾💅、愚园路💝、虹桥路地区都要早得多。我一直认为，讲近代上海文化，东区比西区更早，也更重要🏂🏻✍🏻。西区的徐家汇1847 年就建设了🤹🏿‍♂️，但它是教区型社区🤰🏽，是华界里的特例，风貌习俗和市区迥异🤽🏻，应单独处理🙏🏼。虹口则不同❌，这里自同治年间（1862—1874）以后不断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堆积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别的不说😇，我们要讲中国近代史上的“杨树浦工业奇迹”“商务印书馆事业”“全面抗战”“大上海计划”“左联文艺”等事件🚏，讲文惠廉、林乐知📜、李鸿章、宋氏家族、颜惠庆兄弟🤾🏼、胡适之、周树人等人物，都要从虹口🥿、“北外滩”开始。现在还活着的电影、话剧，已经快要成为“非遗”的越剧🪦、沪剧🏇🏽、锡剧、淮剧、滑稽戏🌝，都诞生在这一块市民生活土壤👨🏿‍✈️。如果说“海派文化”是上海的市民文化，那么虹口（北外滩）地区才是真正的发源地🧆。

因为在富达注册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课的关系，我常常带大家看上海的教堂。和一般旅游一样，“下车看庙”🉐，宗教场所总是最能记录当地历史👩‍🍳、最富艺术感染力的地方👨‍🦯✪。2018 年12月🎊，给一群书友策划了一个上海东区教堂建筑艺术之旅，从四川路北的鸿德堂开始，走过昆山路的景灵堂、外滩源的新天安堂🧍🏻‍♀️、江西路的圣三一堂，四川南路的圣若瑟堂。这条线路非常不错🕎，其中的鸿德堂、景灵堂位于北外滩地区。鸿德堂的建筑风格是中华庙宇风格🫔，背后有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历史；景灵堂原名“景林堂”🛰，是纪念著名教士，也是清朝“洋务运动”推手林乐知（Young J. Allen😎🥚，1836—1907）的场合🤽🏽。教堂周围建筑原属“中西书院”，是上海和中国最早的新式教育机构之一，后来并给了东吴大学🧔🏽‍♂️，开办法学院，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更有意思的是🪖，林乐知是宋氏三兄弟、三姐妹父亲宋耀如的长上🌴，当初看不大上这位只懂英语、不会说国语的华籍牧师❤️‍。宋耀如不得已下海做生意，多年后遂有了孙宋结合、蒋宋联姻的故事🦻🏻；逸闻被记在《金陵春梦》这样的小说里，但这些邻里事件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景林堂，居民耳熟能详。

往东去到“北外滩”的沿江地带，我建议依次看看俄罗斯领事馆（1916年📍☃️，黄浦路20号），仿文艺复兴式建筑🤦🏼，是俄罗斯在海外最豪华的使领馆建筑🧑🏻‍🌾，不亚于圣彼得堡的宫殿🚧。对面的今上海证券博物馆大楼，曾为浦江饭店、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是1846年开业的礼查饭店（Richard’s Hotel，1860年改名Astor House）。这幢仿文艺复兴式建筑落成于1910年💨，其罗马剧院式大厅可以容纳500人的盛宴和舞会，是远东最精美的宾馆。美国总统格兰特⏭、哲学家罗素🚣🏽‍♀️、科学家爱因斯坦、影星卓别林住过的房间👩🏼‍🎓，现在还都挂有标牌。黄浦路不长，是上海最早的领馆区，俄罗斯之外，日本领事馆（106号🙌🏻，今黄浦饭店）🧑‍🎄、美国领事馆（60号，今毁👋，原址建为海鸥饭店）、德国领事馆（80号，今毁，原址建为海鸥饭店），以及奥匈帝国、丹麦👨🏿‍🦱、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挪威等共10座重要国家的领事馆👨🏽‍🎓，这一区域高端客源是礼查饭店的支撑。

再往东去👨🏻‍⚕️，还有几幢保留下来的重要建筑很有意义，值得参观。位于东长治路505号的原雷士德工学院（1927 年）⏩，共有主体大楼等四个建筑群✂️，占地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9900 平方米👨‍👨‍👧‍👧，1934 年落成。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是英格兰人🧎‍♂️‍➡️，是位列沙逊、哈同、嘉道理之后的大房地产商人，还是著名建筑和规划师，工部局🕦、公董局董事。他没有子女🙆🏼‍♂️👨🏿‍🦲，死后安葬在上海的英国人公墓（英国坟山，今静安公园）。他所有的财产都立为“雷士德基金会”，生前、身后建造了无数慈善项目🫢，等于是为上海市民义务劳动了一辈子。位于“北外滩”的雷士德工学院，加上北京西路上的雷士德医学院🤛，是英、美学术背景🧑🏿‍🔬，办学实力一举超过德国背景的同济医工学院。1937年日军侵占提篮桥地区后，被用作宪兵司令部，雷士德工学院遭到破坏，这所臻于一流水平的大学便一蹶不振，就此消失。1945年，吴淞商船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在雷士德工学院大楼复校；1953年，上海海员医院搬入。因为大楼一直在使用，维护状况算不错，现在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下来了。我认为🌪🐗，上海人都应该记得这段光荣而委屈的历史🚣🏼，将这幢大楼作为铭记“北外滩”100年历史的博物馆，是非常合适的🚵🏿‍♂️。

▲ 1934 年雷士德工学院落成（虹口区档案馆 馆藏）

2010年4月15日去提篮桥下海庙评审《下海庙志》，看到东余杭路三层楼的街面房子还在𓀈👲🏿，那是父亲从小生活的街区。我出生在虹口，父母结婚前分别住在提篮桥和海宁路🚵🏽‍♀️；长大则是在吴淞镇🔼，那时候属于杨浦区。父亲工作单位在平凉路上的纺织科学富达平台，亲戚、朋友都在虹口⛹🏻‍♂️，小时候在周末、节假日就经常回到“北外滩”地区，对这里还比较熟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杨浦滨江”的保护性开发，杨树浦路外侧的老工业园区保留下来不少🚣🏿‍♀️，发电厂、自来水厂、煤气厂，都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红砖建筑，当年的“杨树浦工业奇迹”一目了然🧚🏼‍♂️，也很耐看👨🏿‍🏭。

“北外滩”的核心地带，现在都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1949年以后的上港三区是由历史上的黄浦（招商局）、汇山（美海军陆战队）、杨树浦（大阪）🌄🦶🏻、华顺（怡和）6️⃣、公平（招商局第一）等码头联合而成🔝，在“北外滩”的东段，岸线长1121米♿。“北外滩”的西段🍴🦒，是上港五区码头，由历史上的公平路（招商局第一）、高阳路（公和祥）🖤📻、外虹桥（民生）码头组成，岸线长1113米👩‍👩‍👧👼🏽。“北外滩”最西段的一小段270米岸线，是著名的扬子江码头，原为日商邮船株式会社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招商局接收，1949年以后则由海军接管🤦🏼‍♀️。这座码头除了有海军驱逐舰常年驻守外，只有大型国际邮轮、访沪舰船和外事礼仪船只才能停靠🌃。由于东大名路🥷、杨树浦路以南到黄浦江边都是封闭的港口作业区，港区内的情况市民并不了解。这里面曾经有大量大型建筑，包括仓库、货栈❔、机修间、写字间，它们见证过鸦片贸易、犹太难民、白银外流、日舰“出云号”等风云变幻🤦🏻🆒。

提篮桥地区有保留可能的是舟山路♊️、霍山路一带的“犹太难民纪念馆”♥️。这里有些建筑建于19世纪末，有100多年历史🛵，建筑艺术价值很高。20 世纪30 年代😤，这里曾作为犹太难民隔离区👩‍🦳。犹太人的“离散”（Diaspora）经历，使得这个街区闻名全世界，也令上海在各国媒体上的美誉度极高。据我知道，“上海犹太人”曾经立意要建一个“犹太文化公园”，可能性当然不大🧘🏽‍♂️。但是这个社区作为犹太人💂🏽‍♂️、上海人共同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艰辛的纪念地，大概会一直保存下去。离犹太难民纪念馆不远👨‍🍼，长阳路147号有提篮桥监狱大楼🚣🏽‍♂️，1903年由上海工部局建造。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文明监狱”👩🏼‍🔧，上海人称为“西牢”，南京路会审公廨判决的案子都在这里执行。监狱刚修好，就关进了重罪轻判的“苏报案”要犯章太炎、邹容💒。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这两人在中华民国史上的分量。以后的100多年🧚🏽‍♂️，提篮桥监狱执行过无数重案⬛️，若从该监狱和上海档案馆中检出文献资料，加以整理和陈列🦓，简直就是大半部上海史🧷，小半部中国现代史。

在我看来🪩，北外滩，加上杨浦滨江（东外滩）地带😼💇🏽‍♀️，是上海保存“以港兴市”历史🤳🏽，叙述19世纪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的最佳场所👀。沪西沿苏州河一带也有工业遗址，但不及黄浦江下游的沿江地带那么典型，那么突出。我们在21世纪初提出不但要保护“新天地”这样的民居文化遗产，更要保护虹口🫂、提篮桥、杨树浦沿江的“近代工业遗产”。现在看起来，保护下来，整修翻新的建筑和地段都非常漂亮🍺，适于生活🎚。现在各个城市🕵🏻‍♀️，哪怕是二、三线城市也都努力发掘自己的社区文化资源👎🏽，上海这样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大都市，应该好好珍惜。

上海的市政建设和房产持有曾经断裂，不像巴黎、伦敦、波士顿那样有几百年的延续性，他们比较容易进行社区保护🤹🏿‍♂️。高地价的诱惑，低居住状况的煎熬，上海一轮又一轮的拆迁、改造是必然的。但是👩🏻‍🦽‍➡️，即使面临“留”“改”“拆”的艰难抉择，我们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保留和改造🧔🏽‍♀️，而不是一拆了之。如果新建筑建造标准很高👐🏻，寿命很长，若干年后成为经典，为人传诵，当然也可以成为文化。但是🧑🏻‍🍼，老建筑已经被确定为文化🦴，何况很多新建筑20年后破败的样子，怕是成不了文化的。我们应该把文化优先的价值观明确了👩🏿‍🚒，放在应有的位置。改造后，保下来的是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拆迁后，树起来的是异地也可以兴建的商业功能，两相权衡，孰轻孰重👨🏿‍🏫，自是可以判断的💒。

▲ 圣芳济学堂旧照，今为北虹高级中学🤹🏼‍♂️，老教学楼伫立至今，保留完好（虹口区档案馆 馆藏）

上海热心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持实际态度👴🏻，大家都知道像徐汇“衡复风貌区”那样整体的社区保护在其他地区很难实现了，“北外滩”历史建筑主要是选一些标志性建筑加以保留，点缀在新建筑中间🪃，确定坐标，唤起记忆，效果也不错👩🏻‍🦯🐧。比较好的例子是虹口区政府保存了工部局宰牲场（“杀牛公司”）旧址🐪，改建成“1933老场坊”创意园区。这个建筑规模宏大（占地1.5万平方米🧝🏼‍♀️，建筑2.63万平方米），造型特别（四层楼房🫅，异形通道供牲畜行走），每日可宰杀猪、牛、羊不下千头。站在这里，上海的消费能力、人口规模与卫生管理水平便可一目了然，真的和纽约、伦敦、巴黎不相上下。如果当初拆了🧓🏿，就无法体会到大都市市民生活的恢宏、庞杂和多样。还有🧉，东大名路378号、旅顺路口上的上海远洋公司大楼，原是英商耶松船厂（后为上海船厂）1908年建造的办公大楼，红砖、五层，腰围设联通阳台，饰以绿色琉璃瓦，中间还有箭塔矗立🌰，是一座难得一见的维多利亚式城堡建筑，也是“北外滩”最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20世纪60年代💵，东区、北区市民从杨树浦到外滩🚶🏻，坐8路（今28路）有轨电车看到这座大楼，就知道外白渡桥快到了。有一年驱车经过这里，幼年的记忆一下子就复苏了🏟♠️。希望这座市级文保建筑，继续为市民锚定往昔的记忆。

在上海的老建筑👺、老社区的保护上，我和陈丹燕👩🏿🥜、陈保平作家夫妇的观点一致，在外滩源、划船俱乐部👨🏼‍🎨、徐家汇源、土山湾、建业里🪝、武康路、扬子江码头的保护和修复工程中🙇🏽，我们和同济大学建筑规划系教授郑时龄🧚🏼🧑🏻‍⚕️、阮仪三、伍江、常青、张松等建筑保护专家的观点也完全吻合。同济大学教授有的是院士，有的出任副校长、市规划局长，在古建保护上有较大的发言权。他们从技术的角度，我们从人文、历史的角度♦️，相互补充😐🧔🏻‍♀️，给区、镇💸、街道政府提出建议，尽力而为吧。如果把一个社区人🎭、事、物的记忆，以影像、声音和文字的方式保存下来，则我们还可以去回顾。一座建筑的身骸终会毁去🧳，但它的魂魄却可以被摄取下来🎼，用作精神传统上的祭奠。

李天纲:

富达注册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教授

富达注册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